法理的提炼可以促进价值理论和法律实践之间的沟通。
(78)在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也告诫全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
(81)肇始于西方的法治，实际上就存在着这种基于路径依赖的固有缺陷。另一方面，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首先得有资源可资动员和提取，没有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经济和自主的私人交往领域，国家动员和提取资源则无以为继，反过来使现代化陷于停滞。同时，国家的科层组织架构，可以吸纳大量的资源服务于法治建设。(69)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为政治、经济发展和法治变革的方向掌舵。(50)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下)，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第22页。
(36)而国家在政治学领域的重要性折射在法学领域，尤其是聚焦于法治这一具体论题上，则是扩充了法治的价值内涵，(37)即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目的论。九是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况且道德与权利各有自身的对立统一体，各有自身的运动形式，道德在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建立纽带，让彼此体味人世的温情和美好，人类种的蕃衍得以维系。
[9]在这里，有了私有财产，有了各为己私，有了家族继承，有了城市，有了战争，有了制度，有了国家，这些是与大同社会相异之处，最引人著目的不同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方式，在大同社会中是发自人性内在的道德情怀，在小康社会不得不再加上礼（伦理）的规约。[30]使秦法的严酷残暴成为定评。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摩尔根所说的《古代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始社会。
但他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社会如缺乏爱的灌溉，成为丛林，人人各自为敌，人类岂能自安。
我们不能埋怨中国古人没有这样长远的眼光（其实西方人也没有，是事物自身的必然性）去发展资本主义，更不能说老祖宗未曾计及于此是腐朽落后，否则，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酸了。[33]也就是说，在中国，德、礼作为人性的外化及其规范，是国家治理的大本，只有当人性的外化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恶的对立时，德和礼的规范作用不敷其用，才会用法律这样的强制性手段来对付。为此，我们可以找一个佐证，即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曾经在北美印地安人的原始社会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因其与原始部族的人相处融洽而被易洛魁人中的塞内卡部鹰氏族接受为其成员，这是印地安人对友好的外族人的一种优礼。见氏著《中国近事》，转引自周宁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6]孔子何必这样做？何须去杜撰一个不存在的社会？孔子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也不受意识形态的拘囿，没有动机去设计一个乌托邦。我们以人类的食色本性为根，以客体为外在对象，主要从色性来说明善，主要从食性来说明恶。下面选取两个重要的方面谈一下。是因为道德衰微了，才启用了刑法。
但在案例一中，因为是丙要用刀刺甲的父亲，甲面对突发事件感到害怕紧张（怵怅），原是要保护父亲却误伤之。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中华法系 。
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经过八百多年的讨论及实践，终于在盛唐时期成就了中华法系的颠峰之作——《唐律疏议》，其中一句德礼是政教之本，刑罚是政教之用，蕴涵了多少血泪教训，凝聚了多少艰难探索。
[3]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一何谓道德 [4] 《礼记·礼运》 [5]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况孔子只说及那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亲相爱、和谐共生，并未谈及物质的丰饶、财富的聚积，应该说是可信的。顺便说一句，在谈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衰败时，道德的沦丧也是一主要原因。中国最早的法律，并没有把道德考虑于其中，不管是刑起于兵也好，还是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也罢，毕竟都与恶的对立有关，仿佛与道德背道而驰，所以《汉书·刑法志》说：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以制肉刑。三、道德对法律的渗透 道德自觉地体现在法律中，是中华法系最突出的成就，但这一成就是经过了长期艰难的历程才成就的，如此同语反复，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这一过程的繁复曲折。以上两个案例用作道德融入法律的范例是很合式的，殴打父辈作为家庭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而入刑，给予更重的惩罚，已经体现了道德关系在法律中的地位。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从历史的长程看却未必尽然，重农抑商自秦汉以降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而正是在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这在史学界是有定评的。
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同他们相比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还超过他们，那么，在实践哲学领域，即在生活与人类日常习俗方面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肯定是相差太远了。[6] 甚至有人说，这不是孔子说的，是后人假托的，因为《礼记》是西汉以后才出现的。
也许，因最早的法律是刑法，处理的是恶的对立的极端形式，采用的是暴烈的手段。[19] 有关这一自然段更详尽的论证，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二 法律起源的根本导因。
这其中或许最成功的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使泰国日益强大直至统一华夏。但区别在于，西方人视权利为正当，因而把道德义务换算为家长权利，看作理所当然。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32]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中国历来有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传统，《大学》上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被董仲舒之流承担了下来。
孔子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薰染，他可能只是将历史上的传说或文献整理出来，加上他当时的理解，为我们留下来这一关于人类社会早期状态的宝贵资料。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
[10]从以上两段孔子对大同与小康（或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衷情的是大同社会，而小康社会是一个不得已的结果，其中最令孔子关怀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素养。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矛盾的增多，法律得到了更多的运用，各国纷纷铸刑鼎、布刑书，更加倚重用强制性的权威性的法律力量去解决社会中恶的对立。
尔后又有韩非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最不堪的是在私利的追逐中装得道貌岸然，在道德的外衣下潜藏奸利的图谋，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伪善。家长得监察之、殴打之、使作苦役，甚至出卖之或杀死之。
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的感悟。
有仲长统的德主刑辅说，傅玄可以附其议。于是，人类文明社会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直至要深入人心，在善与恶、名与利、是与非、对与错之间进行甄别，作出取舍。
[20] 设想一下，没有家庭的无私抚养，那有家庭的延续。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心竭任以徇其君矣。
